1962年之后，老革命家陈云一直处在“养病”状态，但在文革期间还是免不了遭到“四人帮”的错误排挤和打压。他被迫卸下在党内的一切职权，下放到江西南昌某化工石油机械厂“蹲点”，直到1972年才重回中央。此后，他一直努力抵制和纠正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存在的错误。1976年10月1日深夜，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云趁着夜色，低调打扮后蜷缩在车后座，秘密来到叶剑英的西山住所。两人一碰面，叶帅什么也没说，直接递给他一份材料，里面是毛主席生前关于“四人帮”问题的谈话记录。

等他看完后，叶帅问他该怎么办，陈云坚定回答：“这场斗争不可避免！”在过去十年里，“四人帮”颠倒敌我关系，篡改党的路线，大搞帮派势力来搞武装策反，同时一边欺骗群众一边迫害老同志，试图夺取国家政权。他们严重危害了人民利益和国家命运。10月6日，由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牵头，中共中央政治局遵循人民意志，果断对“四人帮”及其势力进行了隔离审查，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。10月21日，150万群众在北京举行了盛大游行，欢庆这场伟大胜利。

在这之后，党中央用了两年时间，把注意力集中在恢复社会秩序、稳定国内局势上，因此并没有马上对“四人帮”进行清算。直到1978年11月，党内威望极高的陈云同志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提出必须要解决文革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：“不解决这些问题，党内外都不得人心。”“不是纠历史旧账搞运动，而是把问题处理好后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。”陈云的提议获得了热烈支持，让会议突破框架、解放思想，吹响了之后拨乱反正的号角。12月，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，陈云增选成为政治局常委，并被正式任命为中纪委第一书记。重回中央决策层，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：如何正确评价文革时期的人与事，以及如何处理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。

当时对于“文革”存在两种认识：一是无产与资产之间的阶级斗争，二是林彪、江青集团出于野心而阴谋挑起的犯罪内乱。对此，陈云提出了三个独到见解。首先，他认为要正确区分发动“文革”的动机和后果，最初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，目的是好的，也没有想要搞那么大，只是后来被林彪和‘四人帮’等人蓄意破坏了。其次，他认为要从制度上进行反思，不要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，不要像林彪那样搞个人崇拜，搞什么“顶峰”、“一句顶万句”来给革命帮倒忙。最后，陈云提议区别对待在文革期间犯下罪行的人。比如“四人帮”等人在战争年代未立功勋，却在文革期间横行霸道，做尽坏事；而林彪等人过去打了很多仗，是从部队出来的，在处理二者时应该区别开来。

“四人帮”祸国殃民、破坏法治已成为共识，他们在文革期间犯下的累累恶行，人们迫切希望能清算他们，“国人皆曰可杀”的气氛迅速弥漫开来。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，对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立案审理，后来又称“两案”审判。执掌中纪委的陈云对“两案”的审查工作尤其重视。他和邓小平一样，希望能通过对“两案”的公审来重建文革期间被砸烂的“公检法”系统，让国家回到法治正轨。在这样的情势下，中央政治局对“两案”主犯的量刑问题进行开会讨论。

由于林彪、康生等人已故去，陈伯达、吴法宪等人认罪态度良好，特别法庭依法从轻发落后，就将审判重点落在“四人帮”等人身上。当时国内外局势还不是很稳定，江青作为集团首犯，身份比较特殊，党内对她的量刑出现了分歧。当时很多人极力主张判江青死刑，而陈云则投了反对票。“内部矛盾问题，如果大开杀戒，后人不好办。”站在特定历史背景上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，为了尽快消除其中的不安定因素，避免重蹈覆辙，陈云坚持要少杀、慎杀。

于是，他力排众议，坚持反对处死江青。考虑到江青作为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，其所犯罪行极重、影响极大、认罪态度极恶劣，特别法庭最后依法对她进行如下判决：判处江青死刑，缓刑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庭审结束后，江青为她的罪行付出了代价，被严密看管了起来，一直关押到1984年才被保外就医安置。后来最高法依法将其死刑减为无期徒刑，最终江青在1991年5月14日自尽身亡。陈云和妻子在文革十年间都遭遇到了排挤和迫害，但他胸怀宽广，在面对江青等人的量刑问题时，摈弃个人恩怨，保留了作为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卓远见识。

他力排众议反对判处江青死刑，反对在内部矛盾中大开杀戒，坚持重建法制。事实证明，他在复杂形势下的冷静思考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，其关于量刑的主张在特定历史背景下，于国内外引起了极好的反响。陈云该谨慎时处事小心，该强硬时又坚定不移，不愧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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